产品设计符号学系统化构建中的思考（2）｜语言中心论向完整认知的转向
产品设计符号学系统化构建中的思考（2）——语言中心论向完整认知的转向
文ˉ张 剑
【内容摘要】语言中心论对产品设计符号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符号学基础理论教学研究、产品语义学研究与设计实践中。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认知互动论，为产品设计符号学提供了以使用者完整认知方式为基础的研究方向。本文将“产品语言”的定义由之前的使用者对产品的认知途径转向知觉、经验、感知的三种认知方式。产品设计活动是普遍的修辞，使用者与产品间的认知方式提供了与产品文本进行修辞的三种符号来源，并对应了三种产品文本编写类型。
【关 键 词】语言中心论 产品设计符号学 转向 认知方式 符号来源 设计类型
一、产品设计符号学的语言中心论来源与表现
（一）语言中心论源自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影响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模式是以语言为路径进行符号学的研究，但这并不代表语言学就是符号学，或符号学是语言学的分支。语言文字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也是符号学的研究内容。
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的从属关系，一直以来存在两种争论：一种是符号学涵盖了语言学；另一种则是语言学涵盖了符号学。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前者，这是因为：（1）语言不该狭隘地理解为文字与话语。作为表达与传递人类思想的工具，语言必须被泛化理解，语言的类型与存在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果从“人—人”之间的人际交流而言，就有手语、盲文、旗语、俚语、记号等；如果从“人—物—人”通过载体形成“载体语言”方式进行交流则更多，诸如绘画语言、设计语言、表演语言、舞蹈语言、音乐语言等。（2）符号学讨论的是意指间的关系，而意指活动无所不在。李幼蒸指出，那些凡是意指关系欠明确的现象，都是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一旦意指关系明确后就进入科学学科的阶段。[1]文字语言可以表述符号学的研究内容，符号学可以讨论文字语言的意指关系。
罗兰·巴尔特是持语言学涵盖符号学观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我们想象不出某种能够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图像或物体的所指，因为一旦对物体的意义进行思考，我们就不得不进入语言，除了文字、语言之外，没有任何符号系统比它更复杂。[2]巴尔特提出，一切人造物以及人的行为、心理都具有意指功能，它们都依赖文字语言系统进行运作，甚至一些视觉艺术作品缺乏指称，都需要依赖文字语言来重复它们的意义。巴尔特推论认为，既然任何所指都必须在语言中找到对应，那么所指的世界也就等于语言的世界。[3]因此，不存在任何独立于语言的文化符号活动，对物体意义的思考表达必须进入语言的世界。
巴尔特的语言中心论是存在问题的，他认为文字语言是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唯一工具，但事实上还存在更多非文字语言的符号表意与传递活动。符号学依赖语言进行分析，这不代表符号学就要从属于语言。非语言符号对语言符号的依赖并不等于语言学应该兼并符号学。[4]
（二）产品设计符号学的语言中心论
国内产品设计符号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依然受到语言中心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符号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国内几乎所有具有文科背景的设计院校，都设有符号学的理论课程。符号学形式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心理学分析被称为人文社科的四大基础理论支柱，符号学即意义学，如果人类的思想是符号化的，那么人的本质也是“符号性的”。[5]符号创造了人类远离感觉的人的世界。[6]符号学基础理论在产品设计教学中的普及非常重要，但课程多由非设计学专业毕业的教师讲授，他们大多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内容，直接导入设计符号学中，导致符号学基础理论停留在语言研究的范畴内，很难对设计系统进行全面有效的解释。这也是其被设置为文化选修课程而非专业课程的尴尬原因。
2.产品语义的研究与设计实践
产品语义学是从符义学与产品设计修辞活动间产生关联，这种关联促成产品语义学的兴起。产品语义学侧重设计实践，着重讨论文化符号与产品对象之间的意义解释、解释的理据性、不同解释方式形成的各类修辞格等问题，其核心是产品的各类修辞。产品语义学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在国际乃至国内已成为较为完善的产品语义学理论，并已成为众多设计院校的课程内容，是产品设计符号学在设计实践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产品语义学核心内容的修辞，经历了两种不同方式的讨论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语言修辞学对产品修辞的讨论，围绕语言学各类修辞格与产品语义学各类修辞格之间，以“相类”的对应关系展开。这种相类的对应，就如同持语言中心论的巴尔特认为的那样，所有的意指活动都可以依赖语言文字系统来重复它们的意义；但语言模式的意指关系重复，不可能取代“产品语言”的意指方式与内容，毕竟“产品语言”与“文字语言”是认知领域里两个不同的系统。
第二阶段，莱可夫与约翰逊在1980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把修辞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转向至认知科学领域。修辞不是语言的表面现象，而是人类深层的认知机制，它组织人类的思想、形成判断、使得语言结构化。[7]莱可夫学派认为，人类的修辞源自康德的图式理论，这表明莱可夫的认知修辞将概念的表达与符号感知、生活经验统一在系统的框架内。[8]认知修辞学对语言学研究修辞的贡献最大，但也为非语言修辞领域的产品语义学研究指明了依赖认知科学进行讨论的方向。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1）如果在跨语言学的其他应用学科领域（产品设计）讨论修辞，“语言”的概念必须要在认知领域内被泛化，那些凡是依赖人类的认知方式，表达并传递思想的交流方式，都称之为语言。（2）如果“文字语言”与“产品语言”在认知领域需要获得一致性的讨论前提，那么必须要厘清两者在认知过程中的差异，以及两者在产品设计活动中存在的关联，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语言的思维模式，同时避免设计符号学研究中的语言中心论。
二、产品语言是使用者与产品间的三种认知方式
（一）认知语言学中“认知”与“语言”的关系
语言（文字语言）的研究可以从两种角度进行，这两种角度又可以追溯到符号学的两种模式：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9]；皮尔斯逻辑—修辞符号学则从生物体的内部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与生理活动，他把人的认知活动等同于生物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10]
胡壮麟在《认知隐喻学》一书中，对语言与认知关系的研究历史做了三个阶段的表述。第一阶段的语言中心论：语言是沟通认知与世界的主要手段，语言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文化是语言的沉淀。这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方式相一致。第二阶段的认知中心论：认知语言学是反对以语法生成为首的主流语言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与非客观主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其理论基础是生物行为主义。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上属于皮尔斯符号学系统，它把语言看作认知的一部分，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认知的过程，意义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人对客观事物认知的结果，并强调身体经验与思维的想象力是形成语言的基础。[11]第三阶段是语言—认知互动论。这种观点是在第二阶段观点基础上的修正，两阶段的基本观点都认为语言来自身体的经验和想象力的生物行为主义与经验主义，但互动论不再强调语言与认知的从属关系，而是强调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发展的模式，语言可以促进知觉范畴的获得，也可以影响对事物认知的范畴化过程。[12]为表述第三阶段中，认知与语言在“事物的认识”与“文化的创新”间的关系，胡壮麟绘制了“语言—认知互动论图式”（图1）。[13]
图 1 ˉ 语言—认知互动论图式
语言研究的认知中心论与认知—语言互动论在哲学与理论基础上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是互动论将“认知”与“语言”视为相互作用的两部分，其最大的益处在于，为非语言学科的认知研究与它们的语言类型研究提供了可以讨论的方向。
（二）文字语言与产品语言共同参与产品设计活动的方式
首先，在此段的讨论中，我们暂时先搁置什么是产品语言。
这并非是回避对产品语言分类方式与组成的讨论，而是需要通过文字语言与产品语言共同参与产品设计活动的方式，进而展开对它的分类与组成讨论。这样的讨论方式也在于表明，产品设计活动中的产品语言，以不同于文字语言的表现方式存在，这也是本文对产品设计符号学系统化构建中出现的语言中心论的批判途径。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学者按照不同的研究内容，依赖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产品语言的定义与分类各不相同。
因此，本文首先需要以符号学的视角，讨论产品文本意义的传递过程，即设计师编写文本与使用群解读文本的方式。以及针对这些方式，依赖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认知互动理论，讨论设计师与使用者的三种认知方式，文字语言与产品语言间的加工转换方式，从而进行产品语言的定义与类型细分。
从结构主义符号学角度而言，产品设计是设计师将自身的感知，以产品文本编写的方式传递给使用者。这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在此过程中，设计师的认知、使用者的认知、文字语言、产品语言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这一传递过程（图2）。结合“语言—认知互动论图式”可具体分析如下。
图 2 ˉ 产品设计活动中文字语言与产品语言的关系
第一，个体的完整认知是由知觉—经验—符号感知组成，这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认知过程，它包含了个体通过身体接收的刺激信息处理（知觉），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分析判断（经验），以及符号意义的思维想象（感知）三种认知的加工方式。
语言是文化符号，三种认知方式是语言符号形成的基础，人类通过认知过程的三种不同方式：知觉、经验、感知，为语言符号提供了意指关系与意义本身。语言符号同时是人际交往中表述认知、交流意义的主要手段，所有涉及意指功能的人类活动，都依赖语言系统模式进行运作。在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与文化世界的构建过程中，认知与语言的互动关系使得我们不断完善对事物的认知、对文化的创造。
第二，由皮尔斯逻辑—修辞符号学可推论，产品设计是设计师对产品原文本的再次解释。这个解释过程是设计师用一个文化符号对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的修辞。文字语言是这个修辞活动运作的系统思维模式。任何设计构思的过程都是语言模式的表达，即使我们不会把它们写在纸面上，但都会在大脑中以语言模式进行框架组织，以语言模式进行逻辑修正。
第三，任何非文字语言的应用研究领域，都有属于其自身系统领域的“语言”，舞蹈有“舞蹈语言”，电影有“电影语言”，产品设计自然有“产品语言”。虽然它们都必须依赖文字语言的系统模式进行构思编排，但在具体的文本编写时，又都无一例外地进行“文字语言”与“专业领域语言”间的转换。这也再次表明，语言中心论的产品符号学系统化构建方式对设计实践的指导是无效的。
第四，使用群解读产品的认知途径是多样化的，通过对形态的解释、操作方式的体验、功能的使用、情感的意义解读等。这些多样化的认知途径与内容都会被使用者以文字语言的运作模式在大脑中进行加工处理。作为结构主义的产品设计活动，其主体性是产品文本意义的有效传递。因此，使用群对产品解读的认知方式与内容，需要与设计师对产品编写的认知方式与内容相一致。反过来讲更为准确：设计师为保证文本意义传递的有效性，在编写文本之前就已对使用群的认知方式与内容作了充分的考察与了解。也可以说，结构主义的产品设计活动，设计师是按照使用群的认知方式与内容进行的文本编写，即使设计师的主观意识参与文本编写，也要符合使用群的认知范围。
第五，认知语言学表明，使用者对产品的认知过程就是对产品文本意义解释的构建过程。产品文本的意义解释，不是使用者对产品认知的反映，而是使用者对产品的认知结果。对于这个认知的结果，设计师与使用群必须通过语言的思维模式进行交流。语言表达的本身就是意指关系的构建过程，它是我们对事物构建的思维体系的系统化表述，使用者在产品使用中的所有知觉、经验、感知的认知方式，在文化活动中的交流都依赖语言的系统模式。
第六，即使设计师是外国人，设计师与使用群无法通过各自的语言进行文本意义的交流，但使用群依旧可以解读设计作品的原因在于：（1）可以被交流的文本意义是建立在设计师与使用群的认知（知觉、经验、感知）基础上的，如果设计师与使用群在认知的方式与内容上保持一致，那么产品文本的编写与解读就能获得意义的有效传递。（2）设计师与使用群就可以完全抛开语言文字间差异性的障碍，依赖双方的认知一致性，获得在产品语言上的一致性编写与解读。
综上所述，设计师与使用者在认知方式与内容的一致性，是产品文本意义传递的有效前提。设计师的认知是其设计能力的体现，使用群的认知则是结构主义设计活动主体性的基础。因此，讨论产品语言脱离不开认知的方式与内容，讨论产品语言必须以使用群的认知方式与内容展开。
（三）产品语言是使用者对产品的完整认知方式
通过以上的讨论，并结合语言—认知互动论的观点，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产品设计活动不可能脱离文字语言。语言（文字语言）在产品设计活动中，始终以系统思维模式的方式存在，任何产品设计活动的文本编写与解读都是语言模式的系统思维。语言系统思维是对认知结果的系统化构建，对产品文本意义的语言交流，其实质是设计师与使用者双方认知结果的表达途径。
第二，产品设计活动不可能完全依赖文字语言。结构主义产品设计的文本意义有效性传递，是建立在设计师与使用群认知基础上的一致性。
设计师在文本编写过程中，语言与认知关系的顺序是：认知考察（设计师对使用群完整认知方式与内容的考察）—文字语言（设计构思过程的系统思维）—认知设置（在产品上的认知方式与内容设置，即产品文本的编写）。使用群在解读产品文本时，语言与认知关系的顺序：认知体验（对设计师在产品上设置的认知内容进行认知体验）—文字语言（认知体验后系统思维的语言表述）。
第三，产品语言从产品文本表意的认知途径进行分类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因为：首先，诸如造型、材质、肌理、功能、操作、体验、感知、风格等，都是产品语言进行文本意义表达的认知途径。可以说，但凡产品文本自携元语言中所涉及的规约范畴与类型，都是文本表意的认知途径；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产品系统内部的表意规约也不断改变，正如二十年前的手机以造型作为主要的产品语言，如今则转为操作系统的体验作为表意的产品语言；最后，不同类型的产品有不同倾向性的文本表意的认知途径，按照认知途径进行产品语言的分类，势必造成产品设计活动整体性的无法统一，以及各类型产品在设计活动中的融合，出现无法协调的局面。
综上所述，本文以使用者对产品的三种认知方式作为产品语言，并对其做出知觉认知方式、经验认知方式、符号感知认知方式的三分类的原因如下。
第一，产品设计活动的主体是使用者，而非产品本身。以往，以产品文本表意的认知途径进行产品语言的分类，其实质是以产品设计活动所涉及的所有认知内容的载体作为分类依据，过多且细致地讨论认知内容的载体，俨然已将产品本身作为设计活动的主体。
第二，虽然产品文本表意的认知途径错综复杂、难以统一，但所有认知途径都必须依赖使用者知觉、经验与感知的三种认知方式而获得。使用群与产品间的三种认知方式是他们获得文本意义解释的三种基础来源。同时，以使用群与产品间知觉、经验、感知的三种认知方式进行产品语言的分类，设计师可以有效地在使用群的认知层面达到对结构主义文本意义传递有效性的控制。
第三，我们讨论的“产品语言”是认知语言学研究中跨语言研究领域的专业语言，而以使用者与产品间的三种认知方式进行产品语言的分类，则是以使用者的身体知觉、生活经验、感知思维为主导的分类模式，这不但树立了“产品语言”以使用群为主体的研究模式，也与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研究模式相一致。
最后，在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认知互动论图式”的基础上，我们将讨论的范围缩小至产品设计活动，可以获得产品设计的产品语言与文字语言之间的关系图式（图3）。产品语言是使用者与产品间知觉、经验、符号感知的三种认知方式，它们与文字语言相互作用，共同构建起产品功能创新、产品文化符号创新的产品设计系统。
图 3 ˉ 产品语言与文字语言的关系
三、以使用者认知方式构建系统化的产品设计符号学
（一）对使用者认知方式的讨论是产品设计符号学研究方向的补充
李幼蒸在讨论皮尔斯符号学时指出，现代符号学是伴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其跨学科、跨文化的现象是现代人文科学自身的组成部分，即使符号学自身理论的研究，也应做到跨学科研究，而非在既定的单一学科内故步自封。[14]赵毅衡认为，文化符号虽然是符号学最广泛的研究领域，但符号学的研究还涉及人类的认知活动、心理活动及一切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15]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符号意义活动的总集合。[16]符号的意义即“主观与客观的联系”，这与认知理论“把意义看作人类主体和世界之间真正联系的基础”是一致的。符号学的各种研究模式都以认知为基础，但是如果让符号学朝脑神经心理科学方向靠拢，就会失去符号学的人文本色，这对符号学的发展反而不利。[17]
当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对事物的完整认知过程分为：知觉认知—经验认知—符号的感知认知。我们都知道，产品设计活动是一个文化符号与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的修辞解释。作为认知过程中的符号感知，仅是人类完整认知过程的一部分。认知理论参与符号学的研究讨论，是对符号意义如何生成的源头、生成过程、生成方式的科学补充，体现了现代符号学理论为了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我完善。
（二）使用者认知对设计活动中环境的重新分类
首先，知觉—经验—感知是个体对事物的完整认知过程，它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认知过程：个体对事物的知觉由直接知觉与间接知觉组成；两种知觉是形成个体生活经验的两种途径；生活经验被意义解释后成为符号感知。其次，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的心理与行为需要两种基础：第一是生物基础，第二是环境基础。[18]对此作如下分析。
第一，知觉对环境的依赖。生物基础是人类作为生物体与生俱来的，但生物基础需要在环境的作用下才能发挥其功能。环境是与生物体产生联系的外部世界，与生物体没有产生联系的外部世界不能称为环境。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觉是人类对环境内所获得的刺激信息进行的分析判断。人类所有的知觉都来源于外部环境的事物与人类感觉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知觉都发生在人类所处的环境之中。
第二，经验积累与无意识形成对环境的依赖。系统化结构主义的倡导者列维-斯特劳斯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探讨群体的日常生活现象、社会活动中人际关系的结构形成。他发现，在特定的环境中，人类长期的日常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和经验，这些客观的日常生活方式会产生思想层面的经验积累，是产生无意识的基础。[19]精神分析学家荣格也认为，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那个特定的环境也是唤醒无意识的原型经验进行实践的前提基础。
第三，符号感知的意义解释对环境的依赖。在符号学中，任何符号的意义都受控于环境，文化环境所形成的语境元语言提供给解读者进行文本解读的符号规约；结构主义者尤其认为，如果希望获得文本意义的有效传递，那么文本的编写者与解读者必须具有共时性的相同语境元语言。
因此，个体完整认知过程中的知觉、经验、感知都必须依赖环境获得对事物的认识；结构主义文本编写活动中，编写者与解读者依赖共同文化环境的语境元语言，获得文本意义的有效传递。
以往的设计活动中，设计师也会重视环境的因素，尤其在设计初期的调研考察阶段，环境被笼统地视为使用者使用产品的限定范围。但认知理论的环境概念，不但按照使用者的生物与文化属性，将环境与知觉、经验、感知进行对应方式的细分；同时，与三种认知方式对应的特定环境，提供给使用者产品的知觉信息、产品的经验、产品的符号规约。这样一来，特定环境内，使用者对产品的三种认知方式与内容，成为设计师编写产品文本的素材来源。笔者绘制表，并加以详细说明（见表）。
第一，对使用者认知过程中的非经验化环境、经验化环境、文化符号环境三类环境划分，不是对某一个环境的机械分隔，而是将一个整体环境，分别从个体的直接知觉、生活经验、符号感知三个不同认知维度所作出的不同定义，即一个环境可以同时视为三种不同的属性组成。三类环境也许具有同样的客观组成，但这些客观组成在不同的认知过程中呈现不同的属性特征。
第二，认知语言学与生态心理学都以个体的身体与环境内事物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基础。生态心理学在讨论个体生物属性与文化经验在环境中获得知觉的两种方式时，将环境划分为两类：非经验化环境，讨论个体的直接知觉的形成方式；经验化环境，讨论个体间接经验的形成方式。
直接知觉论者认为，生物属性的个体具有智能的特征，在非经验化环境中的个体主动地获取环境信息的刺激，环境提供给个体足够多的可供性信息，个体以“刺激完形”的方式获得直接知觉。间接知觉论者所讨论的环境，包含非经验化环境与经验化环境，因为他们承认直接知觉的存在，但他们更注重经验化环境，认为任何刺激信息在成为知觉之前，都是碎片化、不完整的，都需要个体的生活经验加以分析判断，以“经验完形”的方式形成对事物最终的完整知觉，即间接知觉。
第三，直接知觉与间接知觉是个体形成生活经验的两种来源。生活经验是个体“知觉—经验—感知”完整认知过程的中间环节，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两种知觉形成的生活经验，又会成为下一次间接知觉进行“经验完形”的素材依据；（2）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是形成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基础；（3）人类文化环境中的所有符号的感知，都是对生活经验的意义解释。
最后要补充的是，“情境”与“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经常在设计研究中产生混用的情况，心理学界为此做出了明确的区分：情境是个体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中，可以通过感知获得的那部分内容。因此，情境是个体与环境内的要素发生了感知的相互关系，这类已经产生感知关系的环境要素的集合称为情境。
（三）产品文化符号形成的完整过程
产品设计是文化符号与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的修辞解释。文化符号是怎样形成的，形成文化符号的来源都有哪些，这些问题我们在产品设计符号学中却很少关注。
知觉、经验、感知三种认知方式中的每一种，都可以形成个体对环境内事物较为完整的认识，并引发个体做出相对应的意识与行为。直接知觉是个体生物属性的身体在非经验化环境中，与物化了的事物间的“可供性”信息，依赖刺激完形的方式获得的对事物的完整认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生物属性的直接知觉都会进入他们文化生活的经验化环境，通过生活经验的分析、判断，再次以“经验完形”的方式形成间接知觉[20]；个体对事物的知觉由直接知觉与间接知觉组成，两种知觉是形成个体生活经验的两种途径；符号的感知是个体生活经验在文化符号环境中的意义解释（图4）。知觉—经验—感知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认知过程。
图 4 ˉ 产品的双联体与使用者的双联体特征
“直接知觉”与“间接知觉”是生态心理学提出的概念，生态心理学是认知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中环境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尝试以生态学的研究方式，在环境内建立个体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关联，讨论出知觉形成的两种方式：（1）直接知觉，个体用身体的感知器官从环境中获取知觉；（2）间接知觉，个体凭借环境内的经验对事物的分析获取知觉。生态心理学对两种知觉研究的出发点，是将个体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在环境内获得整体与统一，这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架起了一座桥梁。[21]并将对个体的心理研究放置在环境中，利用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方式，建立起“环境—身体—大脑”三者协调的心理学感知“组织结构”。[22]在产品设计活动中，这种组织结构反映了产品使用者与产品之间由对产品的低级知觉向更高一级的社会文化经验，直至符号感知转化的完整认知过程。
四、使用者认知方式带来两种双联体研究范式与三种文本编写类型
（一）产品与使用者的两种双联体研究新范式
现代认知心理学通过个体认知过程的连贯性，与个体的主观能动的协调统一作用，建立了使用者以及产品的两种双联体的设计研究新范式。
1.产品“纯然物—文化符号”双联体的研究范式
任何产品在最初阶段都是以功能器具、使用工具角色出现。一方面，随着技术更新、新功能的增加，社会文化对功能的符号化解释也随之增多；另一方面，使用者对产品也不再仅限于功能，更多融入了文化符号对产品的修辞解释，产品逐步沦为文化符号的意义载体。产品的文化符号意义越丰富，其符号载体的角色就越强，产品也就越难回到最初的功能器具、使用工具的角色上了。
对使用者知觉的讨论，是将产品“纯然物—文化符号”的双联体特征，向纯然物一端滑动。这样，不但可以有效避免设计师沉迷于对产品的文化符号修辞，同时可以回溯到：（1）产品作为纯然物与使用者身体间的直接知觉关系的考察；（2）产品作为最初功能性器具而形成的间接知觉与生活经验的收集。这些考察与收集到的知觉与经验，作为产品设计活动的新素材，在产品文本的编写活动中符号化后，成为产品系统内新的符号规约来源。
2.使用者“生物属性—文化属性”双联体的研究范式
对使用者认知的知觉讨论，虽然没有彻底改变自笛卡儿以来个体“身心二元”的分裂格局，但从两者的关系上，否定了它们之间割裂的局面，重新构建了以使用者生物与文化属性以及使用者认知过程为区分标准的“非经验化环境”“经验化环境”“文化符号环境”的新格局。以此格局作为新的研究路径，有效地否定了经验的“先天论”，并为使用者的生物属性与社会文化属性之间建立了以知觉形成方式为纽带的通道，至此，生物的个体与文化的个体，在两种不同知觉的形成与持续演变中得到整体贯通。
使用者对产品“知觉—经验—感知”的完整认知过程，是在三类不同的环境中完成的，使用者在这三类环境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属性特征：非经验化环境内的直接知觉，呈现出使用者生物属性特征；经验化环境内的间接知觉、生活经验，与文化符号环境内的产品感知，呈现出使用者文化属性特征。因此，在两种知觉理论的研究视角下，使用者具有“生物属性—文化属性”的双联体特征。
产品“纯然物—文化符号”双联体特征，与使用者“生物属性—文化属性”的双联体特征具有对应的关系，它们表现在：（1）双联体特征是认知活动中的主体（使用者）与客体（产品）之间的对应关系。（2）具体的设计活动对使用者的考察方式与考察内容的不同，进而选择相对应的环境类型、产品双联体的相对应趋向。（3）所有的设计活动，最终都要回到产品的“文化符号”一端，使用者的“文化属性”一端。这是因为，设计师对产品的所有文本编写，都是符号与产品间的修辞活动；使用者对产品的所有解读方式，都是对产品文本的意义解释。（4）对使用者认知方式的知觉讨论，其目的是考察收集更多的使用者知觉与经验的素材，以此摆脱设计活动沉迷于无休止的文化符号对产品的解释，避免产品沦为文化符号的表意工具。同时，使用者知觉与经验素材以符号化的感知参与产品文本的编写，为产品添加新的文化符号。这也表明，使用者与产品间“知觉（直接知觉）符号化”与“经验符号化（集体无意识符号化）”，是除文化符号对产品的修辞外，产品增加文化符号的另两种途径。
（二）对产品设计中符号来源唯一性的质疑
首先，产品是一个携带感知意义的载体，其组织形式就是产品文本，任何一件产品都可视为一个符号文本。产品设计活动是一个表意过程，无论以功能还是情感为目的的产品设计，都是设计师向使用者表达意图的方式。结构主义产品设计活动中，设计师要传递的设计意图，就是产品符号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
其次，皮尔斯普遍修辞学概念认为，符号通过修辞方式成为另一个符号，一个符号的意义是通过另一个符号的解释所获得。普遍修辞是符号间解释的唯一途径，它使得符号在社会文化活动中得以传播。[23]产品设计的表意也必须遵循这样的修辞原则，即产品设计活动如要传递一个意义，必须寻找产品文本自身以外的一个符号，与其相互解释后完成表意的目的。
以往我们都会认为，对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符号A）进行意义解释的那个文化符号（符号B），都会来自产品系统外部的“事物”（图5）。根据皮尔斯符号结构的对象、再现体、解释项三项式可以看到，其解释的方式：产品文本内符号A的品质（再现体），需要产品系统外部符号B的感知（解释项）进行意义解释，这个解释的过程即是修辞（图5之3）。这类外部符号对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的意义解释，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产品文本修辞编写方式。
图 5 ˉ 系统内与系统外符号修辞的三种文本编写方式
当使用者与产品间的知觉、经验、感知三种认知方式作为产品设计符号学系统化构建的基础时，就会对上述文本修辞编写方式的唯一性产生质疑。原因如下。
第一，使用者与产品间的符号感知，其符号规约不是先验的。列维-斯特劳斯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存在的两个问题展开讨论：（1）符号结构的意指关系先验特征；（2）符号学将生活世界排除在外。[24]经过对群体的日常生活现象考察，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日常生活中那些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是形成符号系统结构意指规约的来源。人类的认知由知觉、经验、感知三部分组成，无意识是由经验积累形成，它是符号系统结构的规约来源。
第二，一方面，使用者与产品间的知觉、经验、感知三种认知方式，是环境—身体—大脑三者协调的心理学组织结构。在产品设计活动中，这种组织结构反映了产品使用者与产品之间，由对产品的低级知觉向高级的社会文化经验，直至符号感知转化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产品文本具有系统结构的特征，其内部符号的感知是个体认知过程中系统化的思维表达，产品设计活动是符号与产品文本间意义的解释。
结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再次提出疑问：除了产品系统外部的符号与产品文本进行修辞解释之外，是否存在来自产品系统内部的符号与产品的修辞：（1）依赖使用者与产品间的知觉所形成的符号，对原产品文本进行修辞解释；（2）依赖使用者与产品间生活经验（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符号，对原产品文本进行修辞解释。
（三）三种符号来源形成的三种文本编写类型
作为典型结构主义的日本无意识设计，即是以使用者三种认知方式为素材，作为设计活动中文本编写的全部内容，这些素材具有使用者生物属性的先验与社会文化属性的既有特征，以此保证了文本表意的精准与有效传递。
在无意识设计活动中，依赖使用者与产品间的直接知觉所形成的符号，再与原产品进行修辞解释，此类型设计称为“直接知觉的符号化”；依赖使用者与产品间的生活经验（集体无意识）所形成的符号，再与原产品进行修辞解释，此类型设计称为“集体无意识的符号化”（图5）。这两种设计类型被深泽直人统称为“客观写生”。它们是设计师对使用群在产品原有系统内的各种行为与心理的描述，它们不带有设计师主观的意义解释，其内容是产品系统内，使用者知觉与经验两种认知过程中先验的客观存在。这些先验的内容只有通过符号化，并与原产品文本进行意义解释后，才能在文本中进行感知的传递。
上文所提最为常见的产品系统外部的文化符号对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的修辞解释，在深泽直人的无意识设计中称为“重层性”，此命名是对产品修辞文本中呈现两种事物品质的描述，其实质是修辞文本中两造指称共存的本质特征。为与前两种设计类型以修辞编写方式命名保持一致，笔者改称其为“寻找关联”，即强调产品系统外部的文化符号对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具有理据性的意义解释。
以使用者与产品间的三种认知方式为来源所形成的符号，涵盖了使用者与产品间生物属性与社会文化属性的全部认知内容，它们是产品设计活动中符号来源的素材库。素材库中的符号全面且完整地覆盖了使用者的完整认知内容，且随着产品自身的发展、使用者认知的完善、设计师能力的提升而不断更新，呈现丰富的多样性与变化特征。
三种认知方式所形成的符号与产品文本进行修辞解释所形成的三种不同设计类型，不应该视为三种设计风格。任何设计师都应该熟练地在使用者认知素材库中，寻找他们与产品间三种认知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符号进行设计创作，这应该是产品设计师的基本功。在深泽直人的众多设计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三种认知方式的熟练运用。以下结合深泽直人的作品，对使用者三种认知方式所形成的三种不同设计类型进行概述。
1.直接知觉的符号化
文本编写方式：非经验化环境下使用者生物属性的直接知觉，通过生活经验的分析判断后，引发直接知觉的可供性之物通过设计师修正，被解释为一个指示性符号，并参与原产品文本的编写，最终产品文本具有指示符的特征。
设计案例分析（图6）：使用者用电饭煲的木勺装完饭后，都会随手将其放置在电饭煲的盖子上。此时的电饭煲盖子是一个“纯然物”，它提供给使用者放置盖子的可供性，并引发使用者的直接知觉行为。深泽直人观察到这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很有必要为电饭煲重新设计这样合理且连贯的行为。于是他在电饭煲的盖子上设置了放勺子的凸起支架，支架这个指示性符号为原有的直接知觉行为提供了合理性的功能指示。
图 6 ˉ 可放置木勺的电饭煲 ˉ 深泽直人
文本表意特征：直接知觉来源于使用者的生物属性，其具有先定性、普适性、凝固性的遗传特征。当直接知觉被生活经验分析判断后，“可供性”之物被修正为携带感知的指示性符号，必定具有在那个环境下，使用群的任何个体都可以精准解读到符号意义的普适性特征。
2.集体无意识的符号化
文本编写方式：组成使用群集体无意识原型的经验有“行为经验”与“心理经验”两种，它们通过设计师在经验化环境中的设置被唤醒，被唤醒的经验以经验实践的方式，被意义解释后，分别形成“行为指示”与“意义感知”两方向的符号。这两种方向的符号再参与原产品文本的编写，最终产品具有行为指示或意义感知的文本表意特征。
设计案例分析（图7）：深泽直人发现，书架上的书如果没有塞满，即使竖直放置，不久都会斜倒下来。对于这样的生活经验，他设计了格挡是斜着的书架，书斜倒下来的状态也就显得很自然了。
图 7 ˉX 形书架 ˉ 深泽直人
文本表意特征：集体无意识是群体成员基于社会遗传基础，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不断形成的隐性且共通的经验积淀，它们构成了集体无意识中的产品原型。集体无意识具有社会遗传与文化扩散的特性，原型在具体的环境中，通过经验实践成为感知的符号后，可获得群体内普遍性精准解读。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两种设计类型分别围绕产品系统内部两种符号规约的生成及其意义的传递展开设计活动，其设计的创新即是新符号规约的生成与传递。
3.寻找关联（文化符号对产品的修辞）
文本编写方式：这是设计界普遍使用的修辞方式，设计师利用使用群所属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文化符号，去解释产品文本内某符号的品质。
设计案例分析（图8）：我们在摇晃胡椒罐撒胡椒的时候，胡椒与罐体“沙沙”的声音，像极了在使用乐器沙锤。深泽直人将胡椒罐设计成沙锤的造型，无论是使用方式还是发出的声响，都与沙锤达到了理据性的关联。
图 8 ˉ 沙锤胡椒罐 ˉ 深泽直人
文本表意特征：寻找关联类即特指产品的修辞，此类型将产品视为文化符号，与社会文化现象展开修辞，获得更广泛的文化感知。在系统外部的符号对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进行修辞解释的过程中，修辞两造关联的理据性必须要获得使用群集体无意识的验证，这是结构主义产品设计文本编写与解读意义一致性的前提。
修辞的本质特征是“重层性”，产品修辞的重层性包含两种：（1）修辞活动中始源域文化符号与目标域产品文本内相关符号的指称重层，修辞两造指称重层是修辞文本的本质特征；（2）设计师主观意识在文本编写中与使用群集体无意识所构建的系统规约的重层，这是设计师参与设计活动的主观意识及其创造力的表现。
结语
语言中心论对产品设计符号学系统化构建带来障碍，不代表就要抛弃语言的思维模式而完全转向使用者的认知研究。一方面，认知的形成必须依赖语言的系统化思维模式进行；另一方面，在语言系统思维模式的指导下，使用者对文化语境中的产品的认知范畴与有效性才能得以保障。文字语言与产品语言在产品设计活动中，共同参与文本的编写与解读，其实质是语言与认知间的转换。
产品设计符号学研究语言的路径，应该放在语言意指关系中的规约与使用者认知间的联系。这是因为，产品设计活动中，所有的符号来源都与认知方式与内容有关；与产品设计活动有关的语言意指规约，都是建立在使用群与产品间普遍的认知结果的基础之上；设计活动中所有有关产品的符号感知，都是使用群普遍认知结果所形成的语言意指关系的映射。
产品语言不是认知的途径，而是认知的三种方式，这表明以“产品”为设计活动的主体向“使用者”为主体的转向；同时为产品语言与文字语言间的研究提供可操控的方向。以使用者认知方式为产品语言的研究模式，提供了产品设计活动符号规约的三种来源方式及相对应的三种文本编写方式。它们也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分野的标准。
注释：
[1]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4页。
[2]朱炜：《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观照下的语言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2008。
[3]陈霞：《索绪尔符号学与巴特符号学之比较》，《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4年第8期，第8页。
[4]翟丽霞、孙岩梅：《从语言功能角度审视符号学理论》，《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81页。
[5]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3页。
[6]苏珊·朗格：《哲学新解》，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第28页。
[7]胡平、周盛：《隐喻认知——英语词汇学习的策略和工具》，《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94页。
[8]胡壮麟：《认知隐喻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85-86页。
[9]郭鸿：《语言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实质和规律》，《外国语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79页。
[10]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9页。
[11]郭鸿：《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93-95页。
[12]胡壮麟：《认知隐喻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4-5页。
[13]同上。
[14]李幼蒸：《结构与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118页。
[15]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4页。
[16]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第89页。
[17]赵毅衡：《关于认知符号学的思考：人文还是科学？》，《符号与传媒》2015年第11期，第105页。
[18]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第80页。
[19]尔苏：《符号与意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9页。
[20]何文广、宋广文：《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取向及其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12-115页。
[21]秦晓利：《生态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第6页。
[22]何文广、宋广文：《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取向及其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12-115页。
[23]赵星植：《探究与修辞: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修辞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167-168页。
[24]丁尔苏：《符号与意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9页。
（张剑，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1期第142页～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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